第一是善于打边路。而且是太善于了，往往中间一个对方的人没有，我们也要往边上挤，恨不能十一个人全在边线上站成一队。而且中国队的边路打得太揪心了，球常常就是压在边线上滚，裁判和边裁看得眼珠子都要弹出来了，球就是不出界，终于在经过了漫长的拼脚和拉扯以后，把那个在边路纠缠我们的家伙过掉，前面一片宽广，然后那哥儿们闷头一带，出界。 磕螺蛳莫名其妙跳楼以后我们迫不及待请来一凡和制片人见面，并说此人如何如何出色。制片一看见一凡，马上叫来导演，导演看过一凡的身段以后，觉得有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国人皆知的影星。我们三人精心炮制出来的剧本通过以后马上进入实质性阶段，一凡被抹得油头粉面，大家都抱着玩玩顺便赚一笔钱回去的态度对待此事。 电视剧搞到一半，制片突然觉得没意思，可能这个东西出来会赔本，于是叫来一帮专家开了一个研讨会，会上专家扭捏作态自以为是废话连篇，大多都以为自己是这个领域里的权威，说起话来都一定是如何如何，并且搬出以前事例说明他说话很有预见性，这样的人去公园门口算命应当会更有前途。还有一些老家伙骨子里还是抗战时的东西，却要装出一副思想新锐的模样，并且反复强调说时代已经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仿佛我们都不知道这一点似的，这样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说什么都要交给年轻人处理，其实巴不得所有的酒吧舞厅都改成敬老院。 - 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 当年从学校里出来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动机就是要出去走走，真的出来了以后发现可以出去走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好，只好在家里先看了一个月电视，其实里面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们被束缚在学校，认识的人也都是学生，我能约出来的人一般都在上课，而一个人又有点晚景凄凉的意思，所以不得不在周末进行活动。 一个月以后，老夏的技术突飞猛进，已经可以在人群里穿梭自如。同时我开始第一次坐他的车。那次爬上车以后我发现后座非常之高，当时我还略有赞叹说视野很好，然后老夏要我抱紧他，免得他到时停车捡人，于是我抱紧油箱。之后老夏挂入一挡，我感觉车子轻轻一震，还问老夏这样的情况是否正常。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北京最颠簸的路当推二环。这条路象征着新中国的一路发展，就两个字——坎坷。二环给人的感觉就是巴黎到莫斯科越野赛的一个分站。但是北京最近也出现了一些平的路，不过在那些平的路上常常会让人匪夷所思地冒出一个大坑，所以在北京看见法拉利，脑子里只能冒出三个字——颠死他。 当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我竭尽所能想如何才能不让老师发现自己喜欢上某人，等到毕业然后大家工作很长时间以后说起此类事情都是一副恨当时胆子太小思想幼稚的表情，然后都纷纷表示现在如果当着老师的面上床都行。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