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我呆在家里非常长一段时间，觉得对什么都失去兴趣，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激动万分，包括出入各种场合，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我总是竭力避免遇见陌生人，然而身边却全是千奇百怪的陌生面孔。 不过北京的路的确是天下的奇观，我在看台湾的杂志的时候经常看见台北人对台北的路的抱怨，其实这还是说明台湾人见识太少，来一次首都开一次车，回去保证觉得台北的路都平得像F1的赛道似的。但是台湾人看问题还是很客观的，因为所有抱怨的人都指出，虽然路有很多都是坏的，但是不排除还有部分是很好的。虽然那些好路大部分都集中在市政府附近。 他们会说：我去新西兰主要是因为那里的空气好。 我上学的时候教师最厉害的一招是叫你的家长来一趟。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很可笑的，首先连个未成年人都教育不了居然要去教育成年人，而且我觉得学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应该大于家长和学生本人，有天大的事情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要家长上班请假亲自来一趟，这就过分了。一些家长请假坐几个钟头的车过来以为自己孩子杀了人了，结果问下来是毛巾没挂好导致寝室扣分了。听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肯定先得把叫我来的那老师揍一顿，但是不行啊，第一，自己孩子还要混下去啊；第二，就算豁出去了，办公室里也全是老师，人数上肯定吃亏。但是怒气一定要发泄，所以只能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解解气了。这样的话，其实叫你来一趟的目的就达到了。 当时老夏和我的面容是很可怕的，脸被冷风吹得十分粗糙，大家头发翘了至少有一分米，最关键的是我们两人还热泪盈眶。 之间我给他打过三次电话，这人都没有接，一直到有一次我为了写一些关于警察的东西，所以在和徐汇区公安局一个大人物一起吃饭的时候一凡打了我一个，他和我寒暄了一阵然后说：有个事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个忙，我驾照给扣在徐汇区了，估计得扣一段时间，你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或者有什么朋友可以帮我搞出来? 一凡说：没呢，是别人——哎，轮到我的戏了明天中午十二点在北京饭店吧。 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少的文学哲学类的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要大得多。 然后我去买去上海的火车票，被告之只能买到三天后的。然后我做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举动就是坐上汽车到了天津，去塘沽绕了一圈以后去买到上海的票子，被告之要等五天，然后我坐上一部去济南的长途客车，早上到了济南，然后买了一张站台票，爬上去上海的火车，在火车上补了票，睡在地上，一身臭汗到了南京，觉得一定要下车活动一下，顺便上了个厕所，等我出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车已经在缓缓滑动，顿时觉得眼前的上海飞了。于是我迅速到南京汽车站买了一张去上海的票子，在高速公路上睡了六个钟头终于到达五角场那里一个汽车站，我下车马上进同济大学吃了个饭，叫了部车到地铁，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五回，最后坐到上海南站，买了一张去杭州的火车票，找了一个便宜的宾馆睡下，每天晚上去武林路洗头，一天爬北高峰三次，傍晚到浙大踢球，晚上在宾馆里看电视到睡觉。这样的生活延续到我没有钱为止。 注①：截止本文发稿时，二环路已经重修完成，成为北京最平的一条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