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春天即将夏天，我们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没有春天，属于典型的脱了棉袄穿短袖的气候，我们寝室从南方过来的几个人都对此表示怀疑，并且艺术地认为春天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结果老夏的一句话就让他们回到现实，并且对此深信不疑。老夏说：你们丫仨傻×难道没发现这里的猫都不叫春吗? 路上我疑惑的是为什么一样的艺术，人家可以卖艺，而我写作却想卖也卖不了，人家往路边一坐唱几首歌就是穷困的艺术家，而我往路边一坐就是乞丐。答案是：他所学的东西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而我所会的东西是每个人不用学都会的。 于是我充满激情从上海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到野山，去体育场踢了一场球，然后找了个宾馆住下，每天去学院里寻找最后一天看见的穿黑色衣服的漂亮长发姑娘，后来我发现就算她出现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能够认出，她可能已经剪过头发，换过衣服，不像我看到的那般漂亮，所以只好扩大范围，去掉条件黑、长发、漂亮，觉得这样把握大些，不幸发现，去掉了这三个条件以后，我所寻找的仅仅是一个穿衣服的姑娘。 我最后一次见老夏是在医院里。当时我买去一袋苹果，老夏说，终于有人来看我了。在探望过程中他多次表达了对我的感谢，表示如果以后还能混出来一定给我很多好处，最后还说出一句很让我感动的话：作家是不需要文凭的。我本以为他会说走私是不需要文凭的。 我有一次做什么节目的时候，别人请来了一堆学有成果的专家，他们知道我退学以后痛心疾首地告诉我：韩寒，你不能停止学习啊，这样会毁了你啊。过高的文凭其实已经毁了他们，而学历越高的人往往思维越僵。因为谁告诉他们我已经停止学习了？我只是不在学校学习而已。我在外面学习得挺好的，每天不知不觉就学习了解到很多东西。比如做那个节目的当天我就学习了解到，往往学历越高越笨得打结这个常识。 到了上海以后我们终于体会到有钱的好处，租有空调的公寓，出入各种酒吧，看国际车展，并自豪地指着一部RX-7说：我能买它一个尾翼。与此同时我们对钱的欲望逐渐膨胀，一凡指着一部奥迪TT的跑车自言自语：这车真胖，像个马桶似的。 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上海就更加了。而我喜欢小超市。尤其是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其实我觉得要生活复杂起来是很的，但极端的生活其实应该是下意识地在等待一样不可预料的东西的出现。因为人不得不以的姿态去迎接复杂的东西。 - 老夏在一天里赚了一千五百块钱，觉得飙车不过如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觉得在这样的地方，将来无人可知，过去毫无留恋，下雨时候觉得一切如天空般灰暗无际，凄冷却又没有人可以在一起，自由是孤独的而不自由是可耻的，在一个范围内我们似乎无比自由，却时常感觉最终我们是在被人利用，没有漂亮的姑娘可以陪伴我们度过。比如在下雨的时候我希望身边可以有随便陈露徐小芹等等的人可以让我对她们说：真他妈无聊。当然如果身边真有这样的人我是否会这样说很难保证。 其实只要不超过一个人的控制范围什么速度都没有关系。